我愿证明，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，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。 ——贝多芬

这本书分别是三个人的传记。贝多芬，米开朗琪罗，托尔斯泰，看了他们不平凡的一生，更觉得他们其实只是普通人，会哭，会笑，会痛苦，但是他们都昂着头，向前走。

“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，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。或是悲惨的命运，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，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；或是，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，而生活为之戕害，内心为之碎裂，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；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，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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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；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。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，使我不曾自杀的，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。”

“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；他认为世界可憎，无疑是对的；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。我们应当原谅他，替他惋惜，因为他是聋子。”

“我走近时，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，示意我写。我便写着：‘恳求您勿再继续，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。’于是他一跃下台；对我嚷道：‘快走！’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去；进去，一动一动地倒在便榻上，双手捧着他的脸；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。用餐时他一言不发，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。晚饭以后，当我想告别时，他留着我，表示不愿独自在家。”贝多芬极大的苦痛，作为一个音乐家却不能指挥交响乐。

“他的居处永远不舒服。在维也纳三十五年，他迁居三十次。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。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：“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，而我还得装做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。”此外他又说：“作品第一〇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。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。”施波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，为了靴子洞穿之故。”贝多芬当时生活如此窘迫。

“牺牲，永远把一切人生的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！艺术，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！”

“这个善，是解脱，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“喜剧的终场。——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。”

“他在大风雨中，大风雪中，一声响雷中，咽了最后一口气。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（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）。这陌生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尔姆·许滕布伦纳。——布罗伊宁写道：“感谢上帝！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时期悲惨的苦难。”贝多芬的手稿、书籍、家具，全部拍卖掉，代价不过一百七五弗洛令。拍卖目录上登记着二五二件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，共售九八二弗洛令。谈话手册只售一弗洛令二十。”

“贝多芬在即兴（improvisation）方面的胜长，一直影响到他奏鸣曲的曲体。据约翰·桑太伏阿纳近代法国音乐史家的分析，贝多芬在主句披露完后，常有无数的延音（point d’orgue），无数的休止，仿佛他在即兴时继续寻思，犹疑不决的神气。甚至他在一个主题的发展中间，会插入一大段自由的诉说，缥缈的梦境，宛似替声乐写的旋律一般。这种作风不但加浓了诗歌的成分，抑且加强了戏剧性。特别是他的Adagio，往往受着德国歌谣的感应。——莫扎特的长句令人想起意大利风的歌曲（Aria）；海顿的旋律令人想起节奏空灵的法国的歌（Romance）；贝多芬的Adagio却充满着德国歌谣（Lied）所特有的情操：简单纯朴，亲切动人。”

“痛苦是无穷的，它具有种种形式。有时，它是由于物质的凌虐，如灾难、疾病、命运的褊枉、人类的恶意。有时，它即蕴藏在人的内心。在这种情境中的痛苦，是同样的可悯，同样的无可挽救；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，人既不要求生，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。”

“他精神上便是一个贵族，而且具有一切阶级的偏见。他甚至说：“修炼艺术的，当是贵族而非平民。”他的传记作者孔迪维所述语。”

“这种骇人的卫生，果如他的父亲所预料，使他老是患病。在他的信札中，人们可以看出他生过十四或十五次大病。一五一七年九月，在他从事于圣洛伦佐的坟墓雕塑与《米涅瓦基督》的时候，他病得几乎死去。一五一八年九月，在塞拉韦扎石厂中，他因疲劳过度与烦闷而病了。一五二〇年拉斐尔逝世的时候，他又病倒了。一五二一年年终，一个友人利奥那多·塞拉约祝贺他：“居然从一场很少人能逃过的痛症中痊愈了。”一五三一年六月，翡冷翠城陷落后，他失眠，饮食不进，头和心都病了；这情景一直延长到年终；他的朋友们以为他是没有希望的了。一五三九年，他从西斯廷教堂的高架上堕下，跌破了腿。一五四四年六月，他患了一场极重的热病。一五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五四六年正月，他旧病复发，使他的身体极度衰弱。一五四九年三月，他为石淋症磨难极苦。一五五五年七月，他患风痛。一五五九年七月，他又患石淋与其他种种疾病：他衰弱得厉害。一五六一年八月，他“晕倒了，四肢拘挛着”。他好几次发热，几乎要死去。他眼睛有病，牙齿有病，头痛，心病。见他的诗集卷八十二。他常为神经痛所苦，尤其当他睡眠的时候；睡眠对于他竟是一种苦楚。他很早便老了。四十二岁，他已感到衰老。一五一七年七月致多梅尼科·博宁塞尼书。四十八岁时，他说他工作一天必得要休息四天。一五二三年七月致巴尔特·安吉奥利尼书。他又固执着不肯请任何医生诊治。”

“但他不能死。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，这力量每天会苏醒，求生，为的要继续受苦。——他如果能不活动呢？但他不能如此。他不能不有所行动。他行动。他应得要行动。——他自己行动么？——他是被动！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，好似但丁的狱囚一般。”

“他的哥哥利奥那多为了他信仰预言之故被告发了。一切的危险集中于萨伏那洛拉的头上：米开朗琪罗却并不回到翡冷翠去营救他。萨伏那洛拉被焚死了：米开朗琪罗一声也不响。时在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。在他的信中，找不出这些事变的任何痕迹。”

“过错。“我所受的一切痛苦，我是为的你们受的”，米开朗琪罗以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。见他给父亲的信。”

“在这件作品中，我们似乎便可看到幽默的轻蔑。这是在休止期间的一种骚动的力。它充满着轻蔑与悲哀。在美术馆的阴沉的墙下，它会感到闷塞。它需要大自然中的空气，如米开朗琪罗所说的一般，它应当“直接受到阳光”。这个像在他的工作室内时，一个雕塑家想使外面的光线更适宜于这件作品，米开朗琪罗和他说：“不必你辛苦，重要的是直接受到阳光。””

“一五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米开朗琪罗重到罗马，在那里一直逗留到死。一五四六年三月二十日，米开朗琪罗享有罗马士绅阶级的名位。他离开罗马已二十一年了。在这二十一年中，他做了尤利乌斯二世墓上的三座未完成的雕像，梅迪契墓上的七座未完成的雕像，洛伦佐教堂的未完成的穿堂，圣·玛丽·德拉·米涅瓦寺的未完成的《基督》，为巴乔·瓦洛里作的未完成的《阿波罗》。他在他的艺术与故国中丧失了他的健康、他的精力和他的信心。他失掉了他最爱的一个兄弟。指一五二八年在大疫中死亡的博纳罗托。他失掉了他极孝的父亲。一五三四年六月。他写了两首纪念两人的诗，和他其余的一样亦是未完之作，可是充满了痛苦与死的憧憬的热情。”

“一五五五年事。“他将完全把它毁坏，假若他的仆人安东尼奥不请求赐给他的话。”蒂贝廖·卡尔卡尼从安东尼奥那里转买了去，又请求米开朗琪罗把它加以修补。米开朗琪罗答应了，但他没有修好便死了。 这是米开朗琪罗在垂死之年对于艺术的淡漠的表示。”

““由你的来信，我看出你听信了那些不能偷盗我，亦不能将我随意摆布的坏蛋的谎言。这是些无赖之徒，而你居然傻得会相信他们。请他们走路吧：这些人只会给你烦恼，只知道嫉羡别人，而自己度着浪人般的生活。你信中说你为我的仆役担忧；而我，我告诉你关于仆役，他们都很忠实地服侍我、尊敬我。至于你信中隐隐说起的偷盗问题，那么我和你说，在我家里的人都能使我放怀，我可完全信任他们。所以，你只须关切你自己；我在必要时是懂得自卫的，我不是一个孩子。善自珍摄吧！”一五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致利奥那多书。”

“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。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。在那里，他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，与脉管中的血流。在那里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。以后，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，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。”

“一件东西永远救了他：他的绝对的真诚。 “你知道我为何爱你甚于他人，”涅赫留多夫和他说，“你具有一种可惊的少有的品性：坦白。””

“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。“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。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。实际上，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。””

“《伊万·伊里奇之死》（一八八四——八六）是激动法国民众最剧烈的俄国作品之一。本书之首，我曾说过我亲自见到法国外省的中产者，平日最不关心艺术的人，对于这部作品也受着极大的感动。这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以骇人的写实手腕，描写这些中等人物中的一个典型，尽职的公务员，没有宗教，没有理想，差不多也没有思想，埋没在他的职务中，在他的机械生活中，直到临死的时光方才懔然发觉自己虚度了一世。伊万·伊里奇是一八八〇年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的代表，他们读着左拉的作品，听着萨拉·伯恩哈特的演唱，毫无信仰，甚至也不是非宗教者：因为他们既不愿费心去信仰，也不愿费心去不信仰，——他们从来不想这些。”

“他始终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给他最亲爱的人，他的夫人，他的儿女。我们已见到这忠实的伴侣，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工作，对于他的放弃艺术信仰而去换一个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，感有深切的苦痛。托尔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，痛苦亦不下于她。”

“他真是如何的不能实现这一致！他既不能强迫他的家族弃绝人世，也不能和他们与他们的生活分离，——使他得以摆脱他的敌人们的攻击，说他是伪善，说他言行不一致！”

“战斗告终了，以八十二年的生命作为战场的战斗告终了。悲剧的光荣的争战，一切生的力量，一切缺陷一切德性都参预着。——一切缺陷，除了一项，他不息地抨击的谎言。”

“一八四七，年轻的托尔斯泰十九岁，卧病在卡赞医院，邻近的病床上，有一个喇嘛僧，面部被强盗刺伤很重，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无抵抗主义的启示，为他将来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奉为圭臬，锲而不舍的。 六十二年之后，一九〇九年，年轻的印度人甘地，从垂死的托尔斯泰手中受到这圣洁的光明，为俄罗斯的老使徒把他的爱情与痛苦来培养成的；他把这光明放出鲜明的火焰，照射着印度：它的万丈光芒更遍映于全球各部。”